◆劉維瑛 文字工作者

  小說家的抱負，無非是將自己最愛的、最熟悉的，或與自己生命史裡聯繫最密切的東西，寫成作品；並期望在這一作品裡，闡釋自我的生命觀、歷史觀等。

  苗栗公館的山邊聚落密了些，路旁仍是水田與菜園，但路過時，卻出乎意料地多轉折。步入圳旁小說家李喬的居所，瞥見他家常讀書、看報的平實環境，也足以得知他勤奮的寫作

2007年李喬獲客家終身貢獻獎

李喬全家福，攝於1981年春節

李喬作品眾多，展現他對文學、文化的積極觀照

與警醒態度。

  書寫歷程超過40年，作為戰後第二代重要小說家，李喬的生活體驗和興趣絕對是相當廣泛的，這也反映在他對社會運動的參與上。在他晚近出版、同時也受到學界熱烈討論的文化論述中，更是流露他對台灣不住的懸念。

  回憶文壇經歷，當年鍾肇政、齊邦媛等人的提攜開導，讓他萬分感念。而與小說家鄭清文相交，則是始於《臺灣文藝》時期，鄭清文的處世、寫作都成為他的人生指標，他倆皆受西方文學巨擘的影響，尤其是福克納的作品。另外，也都汲取名家的敘事等手法，對於文學創作，兩位同世代小說家相互惕勵、切磋，表現出那一代台灣小說家的誠懇與使命感。

  早年奠定的心理學基礎，對科學、力學知識的吸收，以及受到佛教、基督信仰的濃重影響，揉合成李喬對人類、對宇宙萬物的關懷，也從中追尋、反省自身的存在。李喬坦然地笑著提及，當年寫法海、白素貞故事《情天無恨──白蛇新傳》，被喚醒的清明感知。他重複說到「怖一切為障者印」，人之所以怖懼，或鬱悒，是因為人生命印結，對有情世界的介意與困惑。小說家深感其中三昧，他企圖塑造一個清澈如鏡的白素貞，藉以映照出舊人的腐朽面貌；而與法海的鬥法，作為一枚符號，不是要提高分貝來表演，或重建構築新世界的壯志鴻圖，而是純然地召喚我們內裡的溫柔良善。

  而演繹大地母親的《寒夜三部曲》中，他描述燈妹的人生就是台灣歷史。歷經流離與落難，小說家便是要找尋人生的真實，來完備己身。他引聖經箴言一章七節： 

  敬畏耶和華是知識的開端‧愚妄人藐視智慧和訓誨 

  他相信，天地之間，唯一的真理，無論是基督的創世、如來的因緣，都是暗蘊無限力量。他嚴肅地說，在原罪當中，軟弱如他，掙扎了30幾年。而他選擇的療方，不是避走，而是以更謙卑、敬畏的姿態，以語言介入、呈現與實踐了他對歷史現實的關懷。

  小學畢業後，他被迫就讀大湖蠶絲科初級職業學校與苗栗農工。面臨英數科目的繁複困難，在母親資助下，轉而進入師範體系。成為他年輕生命的重要轉折──在就讀新竹師範時期，有兩位老師影響他至鉅。一位是浙江人，教授歷史，並為印順法師的學生，藉由這位專擅哲學的老師，李喬領略了西方思維的堂奧；另一位則是後來任教於政大哲學系的周紹賢教授，在近體詩領域中有專攻，李喬當時強背詩韻，至今不忘平仄格律，也下功夫批點老莊，涉獵中國古典文學，並依此進入文學世界。李喬覺得文采、情感兼具，才能有詩才。他也曾一度發憤創作古典詩，表露一些暗戀的愛慕情緒。而我們也可以從《結義西來庵》當中發現一些絕句作品。李喬說，前些年，在稿堆中發現百餘首，不過閱讀賴和古詩之後，他自認多不成熟作品，便率然焚去。師範時期對李喬來說，是藝文的森林蓊鬱，除了受到許多來自老師們的知識餵養之外，還有同儕的相濡以沫，如他與台大法學院院長許介麟的同窗情誼。

  在無邊的學術領域中，大量閱讀的李喬，經歷飽滿的知識洗禮，也從中瞭解自己，明白自己資質有限，更知悉自身的天賦在書寫，在文學，以及理論物理的研究。關於通俗的自然科學，李喬對太空物理一直都維持強烈興趣。在文學中，可以加入人文關懷與自然科學，以清明的理性，成就知識分子的批判與堅持。他更期待，以文學把時代驟變的信息，最先帶到世間。

  孤病．深山．番仔林

  孤苦、荒蕪漫漶的童年經驗，籠罩著李喬的文學。

  李喬在極度貧窮惡劣的環境下長大。父親為抗日的激進分子，東躲西藏地過日子，疏於關照家庭，也讓幼時的李喬遭歧視、欺侮。晚年父親淪落，荒唐事做盡，去世後，還債留家人。這讓李喬一直無法原諒。直到楊逵指出其為「李木芳之子」，也在《總督府警察沿革志》中找著父親名字，而陸續將他人傳講與記憶疊合，李喬才逐漸釋然。堅決抗日的父親李木芳，讓他們一家人陷入困境，終戰後，父親代表國民政府接收大湖，也風光地握有黨政軍權力。

  二二八事件爆發，李喬印象深刻，那些日子，父親癱軟家裡，且封閉自我。幾天後，街巷裡暴動發生，帶著濃重醉意的父親，上前阻撓，慌亂間跌落水溝旁，傷了腳，也遺落了鞋。他目睹父親踉蹌的模樣。那幾天卓蘭、獅潭、大湖等地區，並沒有事端發生。幾個月後，父親在夜裡被帶走，並冠以「領導暴動」之名，被釋放已是一個月後。前半生的抗日，擁抱祖國，終戰後卻因阻止大家與外省人衝突，坐困牢獄。李喬多少理解父親的痛感，之後便是以回報父親的心情，將事件真相還原、記錄下來。

  成長背景艱困，人生沒有退路，意志力與勇氣讓李喬沒有被打垮。生命本身沒有意義，如同被拋擲，盡頭便是死亡廢墟。他自嘲，除了癌症與婦女病，他有多次瀕臨死亡。而幼時妹妹的逝去，將他的生命、信仰與文學，墾拓出不同的視界，面對她早夭的死亡經驗，莽莽冬雨中，巨大力量牽引著小說家，體驗人間荒荒。

  近年來的他，笑著說，他可以整天清閒在家，可以出國優游，這樣年年月月都將一樣，無須掙扎維生，也不會折損滅頂。但是，強悍的意志力驅策他，要在世間煙塵裡川行。李喬笑說，他是連夢都能用意志力來控制，連小說靈感都會迸發夢境中，他渴望於夢境中，掌握控制，於是，飆動自己意志，便超越生理極限而驚人地達到了。 

  大湖，真是一個時代長河上脫離巨流的回漩渦！我有欲淚的感覺。 

  李喬分享關於大湖的記憶。他說，在故鄉比在異鄉孤獨。疏離感，亦怕重新挑起舊傷，公館離大湖實在不遠，但他至今仍不忍接近。然而大湖當然是他創作的源頭，永恆的原鄉，即使陰暗，浮光掠影。

  童年故鄉大湖的番仔林，住在野莽中的人，似乎最理解生命的依靠，與內在情感。番仔林本為原住民所居，我們常以為是原住民們被漢人同化，依照李喬的體驗，則是漢人反被番化，被原住民普遍認同的經歷：出草前，對當地居民的提醒；或成天跟著老酋長奔逐獵物，衝破、突圍漢民族的禁忌，他卻一點都不覺驚異，就順著天意走。多病、孤苦、窮寂，膩出的黑暗力量，不絕如縷，即使碰觸死亡與性，讓小說家的童年，曲折地穿越夢境，成就想像的拓樸學。

  短篇小說時期的李喬，被譽作「人性的探索者」，他忠實，且拘謹。

  在〈酒徒的自白〉、〈那棵鹿仔樹〉、〈鹹菜婆〉、〈問仙〉、〈二十歲的球〉、〈飄然曠野〉等早期「短篇作品中，混跡山林的他，以鄉氣十足的現實日常，貼寫、構築著自己的童年、山居往事、學校、婚戀情節，與其說是運用心理分析手法，深掘潛意識的小說技巧，不如說是他抽離自我、觀察自我的有機敘寫，以鄉土寫實和現代主義的風格展現，每一枚主人翁的身姿，都挾帶於生命的本然裡，追求與關懷，也幾乎都觸及李喬自己，絕妙的是，這些交揉、錯雜、流轉於山林的早期記憶與書寫，都在後來的長篇創作裡，開枝散葉，成就另部作品的章節。如小說家葉石濤所言，「大河小說的種籽」，轉而衍異著更沉鬱深廣的文學視景。

  回歸．寫作．反抗哲學 前去甲仙、玉井等南台灣實地田野調查，完成《結義西來庵》，李喬自覺台灣意識在體內萌動滋生，之後他開始轉向日治時期台灣歷史題材。李喬用書寫，努力恢復自己本有的存在，也曾苦於史實與文學之間的拿捏、矛盾。

  在他的筆下，困蹇貧窮的經驗，往往複合許多勞動婦女的形象，母親便是受苦、遭憂的象徵。「擁抱母親就是擁抱苦難，母親的體香可以忘卻苦難，大地的優容則可以忘卻我們的悲愁」，超越現實生身母親的懷想眷戀，昇華成「番仔林的母親」燈妹，更是為蘊含充沛能量的大地母親，這股眷戀與歌詠，造就李喬對家國、歷史、鄉土的信念執持，創生百萬字的《寒夜三部曲》。母親離世第二年，他回憶母親深度的愛： 

  母親，您一定聽到，而且以無言的方式指示兒子「往哪裡走」，哪裡有母親的聲咳音容留痕，還有淡淡體香。我回到埋我「胞衣」的「胞衣跡」───番仔林；我讓沾滿我童年笑痕的山川草木人物，一一變成人物傳布於世，而母親也再臨人間。 

  《寒夜》中的燈妹是忍辱、犧牲的清明形象，在反覆思辨存在的過程中，輾轉達至生命的包容與寬納，時時心繫阿漢、子女以及番仔林的人們，自我主體便在其中繁衍增生，他認為自足的大地母親，便是我們常稱的「阿媽」，就是台灣，就是故鄉，就是番仔林。番仔林，故鄉，台灣，也是一種阿媽。或者說，阿媽，不只是生此血肉身軀的「女人」，而是「大地」，生長萬物，生命的發祥地。

  在這段時間，他從自我生命的探尋，跨越到社會集體意識的頡抗特質。使他不再以寫作自限，更以文化人的角色介入文化社會議題，更加觀照政治，《藍彩霞的春天》，成為他寫女性主題的指標性作品之一，以一群雛妓的賣身的故事，演繹主體意義的完成，更是讓人管窺男權世界的暴力。李喬說得明白，台灣人沒有什麼家國民族概念，日子過不下去，唯有忍，忍不下去，只好反抗，《藍》一書，真是他苦心多年的抽象理論：「反抗哲學」的戲劇化表演，其中更蘊藏療癒力量。要追溯「反抗」因子，最初的形成該是出身貧苦農家，對於弱者受欺壓的認同。

  饒是如此，李喬的反抗理論，可以從他對理論物理的興趣，掘出特有的關懷、書寫路徑。以力學作用於空間、運動與取得平衡的表現，檢視他作品中的反抗旋律。這股反抗的主旋律，也體現他對於台灣現實的歷史認識上。天生反骨的他，還汲取卡謬、沙特的存在主義，所謂「反抗」，是違逆抗拒或脫離被抗者，是企求主體的存在。「存在先於本質」，面對無意識，面對荒謬的世間存在，要去揮灑生命的自由，同時以海德格的見解為理論礎石，「反抗」是為存在的本體，生命中的反抗本質，便在李喬的敘事策略中，化成「藝術的原創力」。

  李喬強調，今後不要溫情的體諒，而是奮力躍起，以「反抗」來證明我們是台灣人，反抗崩頹瓦解的文化，自由、幸福就是我們台灣人的了。他舉出基督神學、梵谷、畢卡索、賴和、楊逵、吳濁流與鄭南榕，面對不公義，武裝靈魂所激發的憤怒與抗拒。他不尋求繞道、絕不折衷妥協的身影，在起伏升降的時代裡，反抗作為美學，反抗作為力量。李喬說他不要空想、和諧的人文關懷。

  「我意志力極強，無所畏懼，而且時常對現狀不滿。」李喬強調。無畏在社會現實頻頻挫折，堅持反抗的態勢，持續以政治議題小說，與對台灣主體性成長過程進行合轍，始終心懸台灣文化與人民。寫作過程中西來庵、二二八事件的田野調查，則令人震撼，人間創痕，歷歷在目。寫《埋冤一九四七埋冤》，他自己1934年出生，經歷日治、二次大戰、國府接收台灣、二二八事件與政府遷台，這段時間政權交替下的衝突、矛盾、隔離、壓迫、反抗、整合，都明晰在他生命裡，成為他一生的宿命，無可拒絕和逃避。他得將這段大屠殺歷史「再現」。小說創作中，除還原歷史事實之外，他更注入現代小說獨白、意識流等筆法，又採福佬、客家、日語、原住民等對話語言，呈示一龐大、激越的現代性歷史敘述，也難免引發政治效應。

  評論家彭瑞金說過，李喬從《荒村》之後，將歷史視為自己的使命，並嘗試以社會科學、人文科學的兩種歷史意圖，作為探究與理解的方法，《埋冤》是「勇闖歷史蜂窩」。李永熾也曾評《埋冤》是一部戰後台灣的古拉格史，剛柔並陳，充分顯示戰後台灣人的苦難。李喬自言，他不過是蒐集資料，以追求史實的正確性：其中理當蘊含控訴，與群體悲劇，也可以說，是一部關於死亡的賦格，一件現代性的文本。透過族群、土地的認同，反覆沉浸在歷史與鄉土，李喬呈顯現代主義的關照，及自身書寫與思考的點滴累積，不斷地尋訪他小說人物或周遭友朋，以實際的後設手法寫作《重逢──夢裡的人》，運用語言的混雜狀況、複式語調，賦與作品多類的意涵，也思索台灣的命運歸向： 

  只有土地不拒絕他，包容他。土地沒有成見，人不能污衊土地，而大地是連接在一起的；於是異國異鄉的土地接納了他。 
我們相信，土地絕不會拒絕孤絕哀傷的人們，無論是遭憂的、無助的，委屈的，或是犧牲的，這一自然土地，絕對擁抱接納我們。這讓小說家敞開心懷，透過對舊作展延，以及自己的剖析批判，呼喚家園，尋找歸鄉路。那些形成他生命，並留下足跡的小說人物，與他在筆下被揪住而相遇，互成鏡像，涕淚歡欣，也讓身為讀者的我們看見，其中探討人的極限與悲劇性，更是反映台灣人民群體命運背後的鮮明意圖。他曾寫道： 

  我的文學以憐憫之懷，站在弱者立場發言。 　　

  他緩緩地吐露，文學是「作者人格的符號，生命的縮影」，寫作當時與現在，李喬一直都有使命感，不住地跌宕迴旋。

  殖民．契機．文化論述

  一切苦難的掙扎都只是過程。訪問當中，李喬對年輕後輩說寬慰的話。

  文學寫作之餘，他更提出為數眾多的文化言說，如《台灣人的醜陋面》、《台灣文化造型》、《文化、台灣文化、新國家》等，提出具有政治機能，以及積極建設意義的台灣文化論述。

  台灣自古沒有自己的國家。他清楚簡要地點出，四百年前荷西統治，經歷明鄭的中國傳統，19世紀末日本帝國主義殖民，融入西方文化及戰後國府政策，遭逢歷史空間的剝削，台灣文化的實質內涵，是源於這邏輯！然而，他更著重台灣主體如何呈現、如何實踐的問題。李喬引用薩依德的話：「凡是政治認同受到質疑的地方，文化都是一個抵抗、滅絕和去除記憶的方法。」因歷史的斷裂，台灣也呈現出諸多文化異狀，造成今日困境，但也是推進一新生契機。外來的他者文化，不斷地將台灣價值，隱而不顯，或稱「霸占」、「馴化」；過去台灣主體只好含著自卑的「孤兒意識」，轉而地下化，但為了台灣出頭天，我們必須移除依賴、沒有自信等病徵，重新以平等、開放的心態與他者接觸、吸納，展開與世界的對話，才能生成自我具足的台灣文化。他避談「本土化」，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能稱作「本土」，正是如此，李喬對於他者文化的批判勃發，更是提出文化創造的觀點，恢復台灣主體性。 

  新的、有信心的台灣人堅決地站起來吧！不要再被歷史的夢魘所困擾，也不許因雨暴風狂而退縮；勇敢地向前邁步，追求屬於全體台灣人的幸福！ 

  我們知道，我們不夠獨立，不夠自覺，甚至蒙昧無知，也缺乏歷史的關懷，李喬風塵僕僕一路提醒著我們：立基於土地的倫理，根植於土地的成長，要敬畏，要內省；不要急著跟人家一起「解構」……，隨時準備接棒開跑，體現多元且草根的台灣主體性。

  說演．過家．影音媒體

  李喬是文學創作者，更是建構台灣主體性文化論述的重要舵手。被好友鄭清文讚為「是一位多才多藝的文學家和文化人，他可以編、可以寫，也可以演」，「對文化、政治的關心、理解和發言，也舉足輕重」。自1998年起，李喬開始以電子傳媒的管道，進行他文化思想與意念的傳達。他甚至領有演員證，在公視劇場〈過年〉裡，賣力演出。更是作為台灣電視史上首見客語連續劇《寒夜》，著力最多的幕後功臣。

  近十年來的影視經驗，他為督導、規畫、錄影奔波於苗栗、台北之間，在《大愛客家週刊》節目（1998-2000）中，檢視客家傳統思維，並提出「客家生態學」的觀念，翻轉時人對於客家意識的沉重觀感，而萌生嶄新的人文理解，更進一步醞釀〈客家傳奇〉：以傳統客家三腳採茶的模式，採擷、傳講來自鄉野的民間故事，內容涉及歷史、語言、人類學、地理、宗教等，呈顯極為精鍊的文化脈絡；而客家電視台所推出《文學過家──說演劇場》（1999-2002），「過家」一詞，本為左鄰右舍串門子的輕鬆互動，李喬說他想在節目當中，擺脫學術包袱，以「說」、「演」穿插舞台劇、偶戲等藝術技巧，表現極為生活化的庶民語法，讓人人可以「散步過家」。

  勇敢嘗試的他，也詮釋鄭清文〈三腳馬〉，擔綱演員、主持以及串場說書人的角色，讓人不得不佩服，他堪稱是當代令人驚豔的說故事者。前後製播三年，他堅定地說，我只是當文學影像化為另一種再現、再創作，讓影音、媒體成為推廣台灣文學的手段而已。其實不止這樣，之後他持續投入《客家心客家情》、《非常短評》、《李喬現場》等節目，節目裡對於政治、生態、歷史、人類學等時事分析，對他來說，小說家本來實務上，是要力求創新、破棄，然而他媒體上的嘗試，是他自覺將行動實踐邁向社會，積極復振台灣客家族群文化，在當下政治風雲日亟，將「媒體猛於虎」的台灣現況，進行耗費體力、心神的介入與觀察，這也使他的身分由小說家、論述者，跨步走向文化人。
小結

  小說家的抱負，無非是將自己最愛的、最熟悉的，或與自己生命史裡，聯繫最密切的東西，寫成作品；並期望在這一作品裡，闡釋自我的生命觀、歷史觀等。

  那救贖意義呢？「生命，只有痛苦，生命本身沒有異議；如果要找出真義，那就是以自己無可如何之生，減少有情界一絲一毫的痛苦，唯此而已。」人，不過是微渺的小小存在啊！說追索，說反抗，說滅絕，說接受視野，說歷史凝視，這些都滿布危機與挑戰。面對試探、絕望，勇者如李喬，他卻說他脆弱怯懦，不過，他堅信史賓格勒的說法，未來艱難，還得要靠神學來拯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