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評網13日社評:為期三天的第46屆慕尼黑安全會議於2月7日結束。會議共有來自50多個國家的300多位政府首腦、國防部長、外長和高級安全官員參加，討論的議題涵蓋了從資源和能源安全、軍控與核不擴散、北約新戰略，直至阿富汗與伊核等諸多重要國際和地區問題。從與會國家的數量及議題設置的廣泛性來看，這個會議確實不愧於外界賦予的“國際安全政策領域的達沃斯論壇”這樣的稱號。 

　不過，此次會議最令人關注的還是關於北約轉型的問題。在會議閉幕當天舉行的“北約的未來：戰略與任務”的論壇中，北約秘書長拉斯穆森強調，“北約要捍衛其成員國安全必須有所轉變，要使北約成為一個成員國與全球夥伴國家共同磋商國際安全事務的中心”。這位北約掌門人還強調，北約應與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國“發展更加緊密的關係”。 

　從歷史上看，北約將自己定位為“磋商國際安全事務中心”，這還是第一次，因為北約成立的初衷，就是聯合歐美，對抗以蘇聯為首的東歐共產主義陣營。至於希望與俄羅斯、中國及印度等國“發展更加緊密的關係”，這樣積極、開放、合作的對外姿態，在北約歷史上同樣是前所未有的。正因為如此，拉斯穆森的講話，被國際輿論普遍解讀為北約要“轉型”。那麼，北約為何此時提出轉型目標？它有什麼特殊意味？各方又如何因應呢？ 

　其實，北約的轉型信號其來有自。還在去年10月，拉斯穆森訪問立陶宛時就表示，北約正在起草制定新的戰略構想，以應對21世紀面臨的新挑戰。拉斯穆森說，北約新戰略構想將涵蓋所有威脅人類安全的領域，包括能源安全、互聯網安全、反恐及武器擴散等等。而在本屆慕尼黑安全政策會議上，拉斯穆森更是進一步指出，在不安全因素業已全球化的時代，領土防禦必須超越邊界，以應對恐怖主義、互聯網攻擊、能源供應中斷和氣候變化等問題；不僅如此，北約能否捍衛成員國的共同安全，日益取決於如何與其他方合作。　

　北約謀求轉型有著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的考量。從宏觀上看，進入新世紀以來，人類面臨的安全威脅呈現出全新的面目。諸如恐怖襲擊、氣候變暖、高傳染性疾病、金融危機等等，都具有傳統威脅所不具有的特點，這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這些威脅並非來自於主權國家，而是來自於自然界、非體制性社會力量及地球本身的局限等方面。雖說恐怖分子也是人類的一部分，但他們已經是獨立於國際社會之外的“異端”勢力，是文明社會的共同敵人。 

　二是這些威脅殃及的是整個人類社會，從長遠來看沒有哪一個或幾個國家可以置身事外；三是應對這些威脅需要各國齊心協力，僅靠一個或幾國的努力是無濟於事的。在此情況下，原先以防範主權國家為主要任務的北約，無疑應當改變防衛理念，尋求與外界合作，實現戰略轉型，用拉斯穆森的話說就是，“如果不和其它在國際舞台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國家建立積極的、系統的接觸，我們不可能有效地應對今天的安全要求”，北約應“建立一個更具代表性的全球安全聯盟”。這是北約謀求戰略轉型的宏觀原因。 

　北約提出戰略轉型，還有微觀層面的原因。這其中，阿富汗戰爭是個重要因素。至目前為止，北約捲入阿富汗戰爭已長達9年，目前在阿駐兵多達11萬。但戰爭卻越打越難收場，以至於連美國都想出了“招安”、“收編”塔利班的招數。而俄羅斯、中國、印度等國既是有影響的世界性大國，又與阿富汗接壤，且在阿富汗都有著這樣或那樣的利益關聯。在此情況下，北約想通過加強與上述國家的合作，減輕自身在阿富汗的負擔，最終實現戰略解圍，也是很自然的事。拉斯穆森本人也不諱言這一點，明確承認，加強國際合作“是我們從阿富汗戰爭中學到的最重要一個教訓……我們需要在安全領域的所有參與者之間達成一個全新的協定。” 

　雖然北約轉型的著眼點是自身利益，但這樣的轉型仍不乏積極意義。從歷史上看，冷戰結束後北約在發展方向還是犯了不少戰略錯誤的。比如，蘇聯解體後，北約抓住俄羅斯政局混亂、民生凋敝、無暇它顧之機，大肆東擴，激起了俄羅斯的強烈不滿，2008年的俄格戰爭，深層背景還是源於此。再比如，1999年北約繞過聯合國，對南聯盟進行了為期78天的轟炸，期間還用導彈襲擊了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造成中美關係的大倒退。如今，北約果真能改弦更張，改變原先的冷戰思維，當然是利己利人的好事。從拉斯穆森的話來看，北約似乎也不乏誠意。 
　
　不過，北約能否順利實現轉型，還要受制於諸多因素。這其中，美國的態度至為關鍵。作為跨大西洋的軍事、安全與政治組織，北約始終都處於美國的操縱之下。就目前而言，在遏制中國崛起與俄羅斯復興等方面，美國與歐洲的態度是明顯有異的。不久前，奧巴馬一再強調“不會讓美國居世界第二”，其針對中國崛起的意圖是再明顯不過的。 

　如果北約的轉型可以把中俄等國拉進來分擔國際責任，美國當然求之不得；但實施轉型會擴大中俄等國的影響力，那美國的態度就會很微妙了。基於此，我們對拉斯穆森的轉型講話，既要聽其言，更要觀其行。